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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密:孙中山曾对右派说 要加入中共

2013-06-18 05:21 来源: 热门解秘 小贴士: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
导读: 1925年12月下旬,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蔡以忱(滨),与董必武(用威)、钱介磐(亦石)、袁溥之代表省党部,刘伯垂、向忠发、谭芝仙代表汉口特别市党部,一同前往羊城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。

  
孙中山先生

  “九十一号”起草青运案

  那时,湖北还处于直系军阀统治之下,国共两党的活动处于地下。1925年12月中旬,“农运之花”丰俊英就为丈夫蔡以忱选配礼帽、围巾与长衫,还有一只小皮箱。下旬,蔡以忱提着小皮箱,与董必武一起秘密登上了粤汉铁路的南行火车。

  抵达广州后,蔡以忱作为“九十一号”正式代表就投入了会议的相关筹备工作。在12月31日举行的预备会上,他就会议的宣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。

  1926年1月4日上午10时,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。在第一日第一号议案中,蔡以忱与吴玉章等10人附议。在1月6日下午2-5时的会议上,蔡以忱提出临时动议:“抗议法国在广州扣留的逆军军械,应即索还。”1月9日下午,蔡以忱与陈公博、侯绍裘、李国煊等被推选为青年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。

  1月12日,大会讨论选举办法,蔡以忱发表了自己的见解:“本席以为,二种太不慎重,所以宜用四种。”15日是讨论主席团修正案。在讨论代表大会举行的时间间隔时,蔡以忱说:“为应付政局,发展党务,应一年一次为好。召集紧急临时大会,于事实上不易办到。因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党部的要求,所费手续太繁,非半年不可。故本席主张容纳主席团之意见,但最迟不超过两年。”在讨论候补执行委员的表决权时,他认为候补委员的与会人数,不应超过正式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。

  与此同时,蔡以忱参与起草了《青年运动决议案》和修改《农民运动决议案》。1月16日上午,蔡以忱向与会代表报告了《青年运动决议案》,并说明起草的原意(第十一日第廿一号)。在18日审查《农民运动决议案》时,蔡以忱指出:“这个议案大体是不错的,但是偏于广东方面,因为在本党统治下,和各省有点不同,本席主张再多派几位代表为审查委员,将该案再审一次,明天上午再提出来大会讨论。”他的发言无异议通过。于是,在下午的讨论中,经主席团指定,蔡以忱、毛泽东、唐际盛、丁君羊、侯绍裘、韩麟符等6人重新审查,形成议案后,再交大会通过。

  
孙中山青年照

  孙中山“联”共意坚决

  蔡以忱的长兄蔡极忱,早年参加武昌首义,又与董必武在湖北军政府与鄂西护法中两度同事。在大革命中,董必武又成为蔡以忱的引路人,蔡成为董的左右手。此次会议期间,董必武给蔡以忱讲述了有关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的提法之争。

  那时,国民党右派不主张“联”共的提法,要求改为“容”共。这一字之差,虽差之毫厘,却谬以千里了。“联共”说明国共两党是平等的合作,而“容共”则使共产党附属于国民党,失去了独立自主性。因为事关国共合作的本质问题,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据理力争。孙中山也非常开明,主张提“联共”,不能因妄改一字而影响到国共平等合作。对那些顽固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,孙中山曾生气地说:如果你们都反对与共产党合作,那我作为国民党的领导人,就自己去加入共产党,你们觉得怎么样?!右派的错误主张才被压了下去。

  此次会议的基调是贯彻孙中山先生先前确立的路线。通过了如下决议:继续执行孙中山遗嘱和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;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,给“西山会议”几个顽固分子以开除、警告的纪律处分;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世界各被压迫民族、开展工农运动等决议案。选举产生了36名中央执行委员,候补执行委员24人。其中有李大钊、林伯渠、吴玉章、恽代英,毛泽东、董必武、邓颖超等14名共产党员当选。

  同谭延闿濡墨交流

  会议期间,蔡以忱十分活跃,运用多种形式与国民党人士交朋友。那时追求孙中山“三大政策”的谭延闿,是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委会委员、常委,军事部部长,并蝉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。而谭氏书法运笔流畅,结体宽博,尤以颜体楷书誉满天下。谭善诗联,擘窠榜书、蝇头小楷均极精妙。堪称民国书坛“四大金刚”(其他三位为善草书之于右任、善篆书的吴稚晖、善隶书的胡汉民)之首。

  蔡以忱也是书法世家,其三伯父蔡宏谱(字润金,号兰陔)就是着名书法家,尤其是以柳书闻名遐迩,其得意门生金永炎(字晓峰),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,历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军官学校校长、广西陆军讲武堂堂长、鄂军都督府参谋长、民国大总统府幕僚处处长、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等职。蔡以忱自幼受父辈心传口授,其书法刚健遒劲,朴厚俊逸。于是,蔡以忱会同董必武一道,以诗联唱和的方式与谭氏泼墨交流,平添了一段佳话。其中谭延闿书赠给董必武与蔡以忱对联各一副,均由蔡以忱放入其小皮箱内存放。

  广州归来,正值农历腊月,蔡以忱返乡过春节时,就将小皮箱及对联带回老家,由发妻吴金梅妥为收藏。武汉国民政府时期,谭作为国民党中央代理主席驻汉,蔡以忱系国民党青年运动委员会委员,二人合作共事。他们重提濡墨交流旧事,双方仍记忆犹新。

  蔡以忱嫡侄、湖北省美术院着名画家蔡迪安回忆,在“文革”前,他们昆仲曾亲眼目睹,那两副颇有顾盼自雄气象的对联,分别挂于蔡以忱的二哥蔡襄忱与六弟蔡继忱家里。遗憾的是,“文革”期间被红卫兵作为“四旧”“破”掉了。蔡以忱书赠给谭氏的一联也不知下落。所幸蔡以忱的那只皮箱及其铜锁,如今作为革命文物由武汉革命博物馆珍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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